古代文人的用眼与保健

文／林莉

有诗云：“散乱空中千片雪，蒙笼物上一重纱。纵逢晴景如看雾，不是春天亦见花。僧说客尘来眼界，医言风眩在肝家。两头治疗何曾瘥，药力微茫佛力赊。”又云：“眼藏损伤来已久，病根牢固去应难。医师尽劝先停酒，道侣多教早罢官。案上漫铺龙树论，盒中虚贮决明丸。人间方药应无益，争得金篦试刮看。”这是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的两首诗。白居易经常开怀畅饮，结果染上了眼疾，40岁时已有“书魔昏两眼，酒病沉四肢”之感，从而写下《眼病二首》。医生已明确告诉他要戒酒，可他依然“马背仰天酒果腹”。过量饮酒是古代文人患眼病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自杜康造酒以来，酒便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，“李白斗酒诗百篇”已成千古佳话。少量饮酒确实能增强胃肠消化吸收功能，促进血液循环及大脑思维，使人浮想联翩、文思泉涌。但过量饮酒则害处不少。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中载，“饮酒不节，杀人顷刻”。现代医学研究发现，酒精能抑制人的大脑的高级神经活动，过量饮酒对眼睛的损害尤为明显。酒中含有的乙醇进入人体后，会很快扩散到血液中，由于醇类极易溶于水，而眼球内玻璃体含水量达99%，对乙醇有较强的亲和力，故饮酒极易损伤眼睛。

集萤映雪、凿壁偷光，历来作为发愤读书的典型为后世传颂。但这也点出了古代文人眼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——苦读损目。

与白居易如出一辙，宋代大文学家陆游亦颇多病目诗句，如：“忧国心常折，观书眼欲枯。”“少年嗜书竭目力，老去观书涩如棘。”《解嘲》诗云：“我生学语即耽书，万卷纵横眼欲枯。莫道终身作鱼蠹，尔来书外有工夫。”似乎是在为其苦读生涯作总结。黄庭坚呼吁上天治好自己的“读书眼”，并以切身体验告诫他人“莫作白鱼钻蠹简”（不要作书虫钻研书册），可见其痛苦之深。

但是，一则苦读乃众多书生安身立命之本，二则浸濡既久，读书已成为一种乐趣和生活意义，所以他们实在不能抛书不读。宋代杨万里有《观书》一诗，道出其明知读书损目但又不忍释卷之矛盾心理：“书册不可逢，逢得放不得。看得眼昏花，放了还太息。”方岳《偶题》诗则云：“为米折腰长乞米，缘书损目苦观书。山翁迂阔每如此，吾道寂寥谁与居？”虽然“缘书损目”，仍免不了“苦观书”，于是作者自嘲“山翁迂阔”（不切实际）。与他同时代的舒岳祥甚至在病目之后，仍央求医者尽力调洽以便多读书：“我老目已昏，烦君为灌涤，更阅千年书，细字蝇头黑。”可谓此种心态的典型反映。

古代文人患了眼病以后，主要靠服用药物来祛除眼睛疾病。山水诗人王维写诗说：“冥搜到百合，真使当重肉。果堪止泪无，欲纵望江目。”记载了居家生活时，用百合煮肉来食疗自己泪囊炎的景况。另一诗人张籍也有诗云：“开洲五月车前子，做药人皆道有神。惭愧文君怜病眼，三千里外寄闲人。”张籍家境贫寒，自幼苦读，饱经世态炎凉，后为贞元进士，历任太常寺太祝、水部员外郎、国子司业等职。由于古代的照明条件较差，加上营养不良，张籍因用眼过度患了很严重的目疾，诗人孟郊曾经写诗戏称他是“穷瞎张太祝”。当张籍收到诗友韩愈从千里之外寄来的车前子饵食配药后，感慨地写了以上那首情真意切的诗。古代医家认为，服用车前子可补虚去翳，与菊花、决明子等配伍，多用来治疗目赤肿痛、迎风流泪、视力减退等症。唐代医家孙思邈的《千金方》中的“驻景丸”，是用车前子与熟地、菟丝子配伍为丸，治疗老年人因肝肾俱虚所致的眼昏生翳等症，至今仍是老年眼科常用的保健良方。

古人在日常眼睛保健方面也作出很多探索，某些养生明目法对今人仍很有借鉴作用。例如杨万里诗云：“只有观书乐，其如病眼何！但令吾意适，不必卷头多。”并在《书莫读》诗中描述了苦读害处后，提倡这样一种闲适生活：“何如闭目坐斋房，下帘扫地自焚香。听风听雨都有味，健来即行倦来睡。”可见药物治疗尚属次要，人们应首先改变自己用眼过度之恶习，尝试劳逸结合的生活方式，适当发展其他方面的兴趣，如坐禅、轻微劳动、感受大自然魅力等，以闲适为主。唯其如此，方能从根本上保护视力。